不可否认的,视频监控在如今的社会治安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视频监控网络及相关视频监控分析技术对于公安侦查、两抢一盗、预防犯罪、罪证搜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近年来,随着视频监控的普及,公共视频监控受侵,摄像头暴露隐私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公共场所应不应该装监控摄像头?公共治理与公民隐私权之间如何调控与掌握才能保证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公共视频监控隐私如何权衡看国外摄像头安装情况

　　2016年,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对于违法者,单位安装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安装的,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征求意见稿》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

　　不同国家,在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现状与经验?《全球华语广播网》澳大利亚观察员胡方介绍,在澳大利亚,视频采集设备安装需要遵循个人隐私法、监视设备法等法律法规,同时这些法律法规也在随着时间不段补充升级。

　　胡方表示,在澳大利亚对于视频、图像采集装备的安装必须要遵循1988年《隐私法》的规定。在规定中没有具体的守则,则需要接受国家隐私原则的约束。此外,在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2004年《澳大利亚监视设备法》,对于监视设备的特例情况也作出了必要的补充,包括为了收集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可采信的证据而使用监视设备的特例,可以采取某些程度的豁免。

　　通常视频监视设备安装在公众场合的显眼位置,像卫生间、母婴室等涉及他人隐私的场合肯定是不能安装的。对于一些公众场合是否设置合适,在澳大利亚也常常会引起一定的争议。

　　尽管澳大利亚的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升级,但是在公共场所摄像头引发的争议甚至轩然大波也时有发生。胡方列举了几件在当地轰动一时的案件以及争端。

　　比如,在2013年,一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居民曾经挑战当地的市议会,向法院控诉市议会在公共场所安装的摄像头触犯他的隐私。最终让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的是,法庭最后判决这名居民胜诉。当地市议会被迫关闭了这些摄像头。但是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重演,澳大利亚议会立刻更改了1988年《隐私法》,让当地政府在公众场所能够有安装摄像头的豁免权。

　　澳大利亚的视频监控在保障公众安全和公众隐私之间总是在寻求平衡点。澳大利亚最近在视频监控方面,另一件引起争议的事情是,在2013年,位于悉尼邦迪地区的海滩路酒店,将摄像头引入厕所的事件,由于酒店经理宣称酒店的厕所连续几个月遭人破坏,造成超过两万澳币的损失。于是酒店在男厕所内安装了至少4个假摄像头,以引起震慑迫害者的作用。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酒店方面仍然坚称,安装的是假摄像头,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隐私。但是新南威尔士州民权委员会的秘书布兰克斯认为,即使摄像头是假的,客人在卫生间看到被人拍摄,或者误解被人拍摄,这肯定会引起不适。而新南威尔士州首席检查官格雷·史密斯的一位发言人则认为,使用假摄像头拍摄,让人误以为隐私被曝光,是否触及法律,仍然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而定,当然不管怎样,目前这家酒店内的卫生间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摄像头再也看不见了。

　　美国人注重隐私,维护个人权益是出了名的,华尔街多媒体记者赵冰晶谈到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争议。

　　在纽约也有不少的监控摄像头。曾有过调查,包括纽约的唐人街第五大道、时代广场等这些区域,大约有4468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的数量10年之间翻了6、7倍。其实纽约安装摄像头一共分为几波浪潮,第一波浪潮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安装监控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监控反战活动,以及打击个人及组织的盗窃。期间主要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是市政厅以及时代广场。第二波安装摄像头的浪潮是在上世纪90年代,起源于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对于犯罪还有毒品交易的“零容忍”活动。第三波其实是在“9.11”之后,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之后,当时最大的军工企业,叫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纽约地铁安装了数以千计的摄像头,也就是说纽约城市摄像头安装的缘由大部分起源于反恐以及安全的需求。但是纽约市民们一直以来对于自由、隐私等公民权利的保护意识都没有进行减弱,一直以来也都有民间组织在质疑摄像头的泛滥以及相关法规的含混。

　　最后,在俄罗斯生活多年如今移居德国的张舜衡讲述他在欧洲了解到的情况。

　　张舜衡表示,俄罗斯宪法虽然明文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广泛的隐私权利和信息权利,但是如今满街的摄像头还是无法保障俄罗斯公民的隐私。在俄罗斯自由搜索、获取、传递、制造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并不包括商务、财政等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比如,在首都莫斯科市共安装有11万个监控摄像头,莫斯科市长曾声称,整个城市监控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系统之一,这一系统对打击城市犯罪分子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一系统帮助下,莫斯科警方成功破获了数百起犯罪案件,包括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炸弹爆炸案件。

　　面对天罗地网般的摄像头网络,民众并没有因此更安心,反而反对声音越来越大。俄罗斯内务部首都安全局局长马伊奥洛夫则出面安抚称,这些监控系统只是用来保护首都安全、预防犯罪行为的,并非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些监控录像,警方将会保护市民的隐私,不会随意公开录像资料,以免将莫斯科变成一个让人感到时刻有无数双“特殊的眼睛”盯着的城市,从而让市民感到不舒服。不仅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压缩个人隐私空间,各种机构甚至私人安装的安全监控更是让俄罗斯人深恶痛绝。每年因为监控纠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在俄罗斯场所监控设备的安装权、查看权、保存权、发布权、使用权、民众知情权,以及谁对监控录像安全负责等问题,在俄罗斯各地各级法院也已经有相当多的存量。即使俄罗斯目前对此还没有具体专门的大部头法案,但依据众多案件卷宗以及个别条例,还是可以较好的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利。